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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工厂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字六〇三厂真是厉害啊!进入市场经济后还能在行业内名头响亮，靠的就是产品质量好、服务信誉高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户，以弥补地理位置偏僻之不足。举一个工厂重视质量管理的事例：由于当时造纸设备、技术所限，纸张质量比较差，工厂在质量管理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工厂纸张科选纸工段，是一个拥有30多名员工的生产集体，专门负责对平张纸进行逐一甄选，需要投入的成本非常大，放现在那是无法想象的事儿。然而，工厂领导审时度势做出英明决策，既杜绝了因纸张浆块、油斑、杂质压坏印版滚简或压印滚简的现象，又解决了因纸张破碎造成掉字、开天窗、使文字变义甚至影响阅读等事故的发生，大大减少了书刊的退书率。
作为“三线企业”，工厂坚持“以提高质量求生存，以增加品种求发展，以服务客户求信誉，以读者满意为目的”的经营方针，客户参加全国书市、出国参展的图书，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艺类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的图书，都为工厂争取业务靠质量取胜提供了用武之地。工厂每年有100多个品种、1000多个印张被评为省优和国优产品，达到人均创优2个印张，超出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国家级书刊定点企业人均0.4个印张的要求。工厂在湖北省书刊印刷质量评比中一直排名第一，在全国书刊印刷质量评比中也一直名列前茅，仅中华书局一家出版社就有《山西通志》精装本(一套22本)、《史记》平装本(一套10本)、《魏史》平装本(一套8本)被评为全国最佳产品。 在纸张供给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生产的七八十年代，文字六〇三厂的材料来源和运输方式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印刷物资公司在文字六〇三厂设立了一个5000多平方米的纸张储备库，纸张主要来源于全国八大纸厂的汉阳、岳阳等造纸厂，凭借出版社的委印单就能实现调拨、出库、结算等流程。工厂运输科是一支拥有黄河、解放、跃进牌等大小十几辆运力的车队，具有较强的物流运输能力。 工厂的印刷效率也是有口皆碑：还记得，1991年8月，北京地区出现了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普及本1～4卷脱销的现象，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紧急从文字六〇三厂调拨7万套进京。接到任务后，员工们争分夺秒、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完成了印制任务。7辆货车日夜兼程，解决了北京地区的燃眉之急，保证了首都人民的政治学习用书，受到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的发函表扬。 作为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印刷总公司对直属厂——文字六〇三厂的成长与进步，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与帮助，历任总经理王志高、武文祥、张双儒等德高望众的老领导，特别重视工厂管理团队的培养和使用，为文字六〇三厂的可持续发展，倾注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和心血。 说句实在话，文字六〇三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从人才、专业、规模，还是从技术、设备、质量等方面来说，在国内印刷业都可谓首屈一指，是标准的印刷“国家队”，在当时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这些大伽们，更是业界中的精英和领军人物。吴静波的豁达开朗、石明的超脱儒雅、冯仁康的精明能干、於仁豪的率先垂范、张传庆的敢于担当、周伟达的沉稳睿智、张成金的激情干练、谢瑞章的忠实坚守、张忠灵的与时俱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我的从业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文字六〇三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的印刷人生就从这里开始。文字六〇三厂，有我学习印刷理论知识的第一位老师——沈祥德;有我学习专业操作技能的第一位师傅——韩振炎;有对我发蒙启蔽的党支部书记——叶立基;有我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领路人——於仁豪;有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穆松庭、王喜群;有我从事群团工作的辅导员——卢宾;有对我工作提点多年、不离不弃的师长——姚建福……文字六〇三人工作上认真细致、特别爱较真的作风，生活中安常处顺、勤俭节省的习惯，一直影响着我，滋养着我。 随着年岁的增长，近几年我慢慢悟出来一个事理：文字六〇三人当年自豪的根源，其实就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上的满足，我认为这种满足和收入的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主要体现在工作是否开心，是否觉得有挑战性和成就感，能不能让自己从中学到技术和本领，并不断取得成长进步等精神层面。 (作者为原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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