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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心血建校园
1960年，正在北京市委党校中级班学习的父亲接到组织安排，到文化部所属的文化学院创办印刷系，这是他从美国归国后从印刷工业转到印刷教育的一次关键的身份转变。 对于建立印刷系的初期工作，他写道：“我记得对拟定的教学计划提出修改意见，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组织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最好是多面手，既能上基础课又懂一些专业，可以指导学生科研和搞毕业设计。”当时，他承担了印刷概论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早期的印刷高等教育是从办大专水平的夜校、工人培训班等开始的。面对来自工业第一线的学生，他全身心地投入教授中国第一批印刷专业的同学们，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用补课和同学互助等方式，促使这些入学前文化水平较低的同学尽快提高学习能力。 父亲在1978年印刷系新生入学欢迎会上说：“同学们来到我们印刷系，开始了新的学年，向印刷科学技术的新高峰奋勇攀登。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巨大的劳动，但前途是宽广的……”现在回想父亲在几十年前的这段话，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父亲凭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祖国的深情，向莘莘学子热情洋溢地发出号召，是多么有远见!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国家的印刷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1978年年底国务院批准建立专门培养印刷技术高层次人才的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工艺系1979年11月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离出来，父亲重新投入新的创业历程。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却怀着喜悦心情写道：“北京印刷学院建于大兴，规模初具，书此志慰。”在父亲一本本发黄的笔记本中，详细记载着学院从招生、基建、聘任教师，到安排学生住宿、学生食堂、下厂实习等，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印刷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每一步。 1989年11月3日，当父亲发表获得毕昇奖的感言时，他发自内心地说：“这次我荣幸地获得印刷界的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曾经作出什么突出贡献，而是党和国家重视教育工作，鼓励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树立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印刷事业的高尚理想。”这段话正是父亲多年来心声的真实写照。 重振文明需印刷 在1945年赴美的轮船上，父亲就发出“重振文明需印刷”的豪言壮志。提高我国印刷技术水平特别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1964年，我国的印刷技术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对国际印刷界的新装备、新工艺、新技术了解很少。在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安排下，父亲参加了中国印刷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的印刷专家一行六人，考察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冈、札幌、横滨等7个城市的印刷业，这次访问对推动中国印刷行业的发展和调整高等印刷教育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6月，父亲率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和德国的印刷学校、印刷研究机构和印刷机制造厂，实地考察发达国家在印刷行业的教育、人员培训和设备研发的先进经验。每到一地，父亲都详细考察教育情况、设备情况、技术研发情况等，甚至包括每个单位的机器型号和主要技术指标，并随时和国内相应的水准进行比较。针对国内印刷业当时技术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父亲特别注意德国中专、大专和技术短训班的教学方法和实习条件。这些内容都详细地记录在他一万多字的访问日记中，他为这次考察取名为“探索之旅”。 作为一位在美国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父亲亲身体会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他总是通过一次次的出访，利用自己的专业和语言优势，不断了解对方的长处，并针对短处提出可行性建议。从他清秀的字句中，我们读出了父亲充分利用每一次交流的机会，细细地记录，感受到他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着适合中国印刷事业发展的道路。 (作者：郑明玖 郑雪同 系郑德琛女儿) 谢普南：初心不改献余热 亲耳聆听毛主席教导的老印刷教育者 人物小传
 北京印刷学院原副校长、教授，曾获得行业内最高荣誉毕昇奖。作为一名亲耳聆听毛主席教导的老印刷教育者，谢普南有他自己的信念和坚守。他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付诸印刷出版高等教育事业，对印刷出版满怀热爱，对育人事业孜孜以求，勇担起建设国家印刷出版高等教育事业的使命和责任，传承着印刷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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