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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昨日（2011年8月14日）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大卷烟包装警语标识力度的通知》，提出了修订烟盒的要求，即加大警语字号，撤销英文警语，警语字体与警语区背景色差要足够明显、醒目。 相对于此前的控烟表现，此次烟草专卖局对烟盒包装的调整，给人以求变的感觉。这种变化当然首先体现在烟盒的设计上，尽管烟盒的包装并不能制止所有人吸烟，但是烟盒包装的信息却可以让一些人对吸烟的危害认识更清。可遗憾的是，对于烟草专卖局的表现，包括专家在内的舆论并没有买账，甚至他们觉得烟草专卖局在做戏。因为，其调整的幅度离公众的需求还有很长的距离。 对于舆论的反应，有人会将原因归结为烟草专卖局调整幅度的不够，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调整主体的越位——作为烟草利益的共同体之一，烟草专卖局的调整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在利益分配上，人们相信一个常识：利益回避原则。人们始终相信，第三方分配才能接近公平。 所以，无论烟草专卖局作出怎样的一个烟盒调整方案，公众舆论都可能反弹，反弹的原因可能不是反感于其调整的内容，而是质疑其调整主体的资格。如果，烟草专卖局不懂得利益回避原则，就难免给人瓜田李下的越位之感。当然，烟草专卖局也可能觉得冤，因为有越位的存在，就有缺位的存在，人们对于烟草专卖局调整烟盒包装的不满，其实也在间接表达着一种呼唤——呼唤政府的主管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规定，而不是由烟草专卖局“越俎代庖”。这就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在看到有关机构越位时，在看到公众舆论的呼唤时，能够快速地跟上，作出明确而权威的表态，而不是给人留下一种不闻不问的缺位感觉。 对烟草的爱恨在个人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有些人明明知道吸烟危害健康，但还是嗜烟如命，宁可一日不食也不可一日无烟。对于个人来说，有这样的纠结可以理解，现实生活中，人有比吸烟危害健康更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可能需要通过吸烟来消愁。但是，对于职能部门而言，在烟草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一个清晰而严格的态度，不能因为烟草的经济效用就遮蔽了烟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当然，烟草专卖局也可以主动承担责任，只不过承担责任时应该分清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哪些不是自己应该做的。若把握不好分寸，即使其积极性被误解成作秀，也只能怪其没有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