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有哪些相关的版权问题

　　出版公有领域的作品也能进行版权保护

　　现在很多出版社会选择翻译一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那么在图书出版后，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翻译者拥有哪些权利?出版社对该书又拥有哪些权利?应该怎样做才能对这些权利进行合法保护?

　　众所周知，翻译是针对原著的一种再创作行为。邱治淼认为，无论原著是否处于公有领域，翻译者经个人翻译所形成的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均可以作为作品获得《著作权法》的完整保护。只是他享有的权利仅仅对自己所演绎的独创部分有效，而不及于原著作者所享有权利的部分。而已经处于公有领域作品，译者使用其译著时则不再需要获得许可而可以自由利用。

　　至于出版社最终拥有哪些权利，邱治淼表示，这既取决于与译者的约定授权，也取决于法律的相关规定。不过他建议出版社，可以基于与译者约定享有专有出版权，也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版式设计权。对于后者而言，出版社务必事先取得版式设计的权利，不论是基于本单位的职务作品，还是基于与外单位的委托设计作品，都应该事先通过内部的规章制度和雇佣合同以及外部的委托创作合同将版式设计权予以确立。最好能到版权局进行版权登记，否则，权属模糊不清就会引发纠纷，从而丧失版式设计权。这一观点与熊琦一致，他也提出，出版社可以基于翻译人的许可或转让来行使著作权，其享有的权利范围要依照与著作权人的合同而定，而且出版社对编排出版的图书也享有独立的版式设计权。

　　“在我看来，只要没有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翻译者对其翻译的作品就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权财产权，具体权利内容视该作品的类型而定。而出版社对其出版的翻译作品一般拥有专有出版权，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应根据合理合法的图书出版合同而定，合法保护这些权利则应该根据《著作权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中要注意《著作权法》关于出版者邻接权的规定，具体表现为出版社享有版式设计权。”丛立先进一步解释说。

　　针对处于公有领域作品的翻译出版，邱治淼还建议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对著作权规定“制版权”，即“无著作财产权或著作财产权消灭之文字著述或美术著作，经制版人就文字著述整理印刷，或就美术著作原件以影印、印刷或类似方式重制首次发行，并依法登记者，制版人就其版面，专有以影印、印刷或类似方式重制之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制版权需以登记为要件，而无须履行任何手续形式。未来我国修法时也可以参考台湾著作权的规定，对于公有领域作品的利用包括翻译进行一体规定，更好地保护出版社等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从而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竞争和繁荣。

　　在各国版权保护期限不同的情况下怎么保护作品

　　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品著作权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加死后50年，但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等都将保护期延长到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70年，那么对于这种保护期限不同的各国之间，又该如何确定给对方作品的保护期限呢?

　　“在这种情况下，要看起诉到法院争议作品的请求保护地在哪里，如果是寻求在中国获得著作权保护和法律救济，那么适用中国《著作权法》关于保护期的规定，如果是寻求在他国获得著作权保护和法律救济，则适用他国的相关规定。”丛立先向记者介绍说。

　　对此，王清进一步解释说，根据《伯尔尼公约》第七条第八款的规定，在成员国保护期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以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加以规定。除非被请求保护国法律另有规定，被请求保护国给予的保护期无需长于来源国所给予的保护期。该规定的法理依据为知识产权法律与保护具有地域性。因此，如果外国人在中国请求保护其著作权，需以中国法律规定的死后50年保护期为准。

　　邱治淼认为，根据各国主权原则所派生的立法、司法独立，并在符合相关国际条约确定的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前提下，著作权保护期的不同并不构成条约义务的违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因此，不同的保护期仅在各国主权地域范围内有效，离开了相应的法域，就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期限。这一点没有争议。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著作权人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保护期在他国被缩短为有生之年加50年，而是与其他条约签署国国民一样享受相同的保护期限。

　　“在我国，根据《著作权法》第二条的规定，外国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因此无论是根据TRIPS还是《伯尔尼公约》，保护期限显然以作者所属国的保护期限为准。”熊琦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