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欢迎 这些书做对了什么？

　　30年后的1981年，由于不满足于只有一本期刊的推介，时任《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倡出版“熊猫丛书”，其灵感来源于世界知名图书“企鹅丛书”。杨宪益曾回忆道：“考虑到在西方国家里，平装本企鹅丛书非常普及，我决定出版一整套由我自己来决定取舍的熊猫丛书。”杨宪益希望该丛书能像“企鹅丛书”一样，将中国文学的声音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由沙博理翻译的《新凤霞回忆录》打响了“熊猫丛书”进军世界的第一炮，该书出版后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并于次年重印。

　　但据同济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吴赟介绍，虽然《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都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它们在传播力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当时我们的出版体系很难融入西方的出版体系，如果没有进入真正的传播渠道，国外的老百姓就很难读到。后来也证实，真正读到并喜爱这些书的外国人大部分是汉学家和在研究中国的学者。

　　怎能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

　　上世纪80年代，如果去北美或者欧洲，在饭店的电梯里碰到当地人，他们脱口而出的问候语往往是：“你——日本人？”

　　这是出版人、作家孙颙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这种误会是小事，但如果日本的出版物代表了全部东方文化，那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除了华人社区里卖中文书的小店，无论是书籍连锁书店，还是博物馆、图书馆内的专业书店，你都见不到中国文化的书籍，倒是能看到许多印刷精美的日本出版物。这让包括孙颙在内的中国出版人都觉得有些愤懑。同样在西方不具有语言传播优势的日本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日本文化走出去曾遇到过巨大的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公众印象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正面的。于是，日本文学成为其形象重建与传播的有力工具。

　　吴赟讲述了日本文学成功传播的关键。日本图书海外出版由美国人主导，他们精心挑选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太宰冶的很多作品，组织五位美国译者翻译了这些译本。比如将川端康成作品蕴含的“优雅的情怀、细腻的感情、唯美的风格”传递给西方读者，并助其荣膺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吴赟看来，通过图书的输出，日本形象被扭转为敏感、典雅的民族形象。

　　再反观同时期的中国作品，有些人物与故事对西方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不强。“习近平总书记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要怎么才能心相通？你说的故事，人们要相信。”吴赟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0多年前，白烨去加拿大孔子学院做文学交流。其间，白烨和加拿大一位著名评论家对话，提到了对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似乎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过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烨说：“我想起来了，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叫李白。”这件事情给了白烨很大的刺激。白烨坦言，他们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白烨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很好地“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不改变是我们的失职”。

　　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文化与文学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一个国家，最早、最便捷的途径。”热爱阅读的李有源觉得，文学让他熟悉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只要阅读过一个国家的书籍，那么，尽管是第一次去，也会有故地重游的幻觉，“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中国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件事情上，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可谓生逢其时。

　　那时刚刚迈入新世纪，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有来自北京的领导同志提出，中国出版必须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希望上海的同志们为此多做贡献。领导的想法与上海出版业多年的愿望一拍即合。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责成上海出版界设计方案，尽快坐实这件事。

　　于是，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被选择为做内容的专业平台。接下来，在上海，他们组织了多次专家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文化要走到世界上去，做什么，怎么做？

　　反复地研讨，设计框架，又不断被推翻，最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设计，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各个时间段和各个方面，并且，为符合读者的需求，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是骨干与核心。多数专家比较同意用《文化中国》作为项目的总名称，同时在这个总名称下设立二级、三级子目录，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以数百种外语版的中国优秀读物构成《文化中国》的体系。

　　10多年后，让我们看看外语版《文化中国》系列图书的成绩单：截止至2017年12月，总共出版外语版图书333种，其中有59个品种重印了94个版次，共计实现销售138.35万册，平均每种销售4000多册，销售辐射6大洲共计约43个国家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