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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是中华民族传统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和印证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论文《蒙古文古籍木版印刷工艺探究》选择了这一意义重大的题材，在大量收集整理蒙古文木刻印刷的原始资料、广泛研读前人研究成果和采访了解非遗传承人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充分掌握该领域研究前沿的基础上，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近千年的发展历史线索，展现了元、明、清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民文古籍 刻印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偶然的机会读到《中国印刷》2023年第一期、第二期刊载的《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作为年轻学者，作者张健猷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题，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来探察少数民族古籍木版印刷工艺发展历史。论文写作规范，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可以看出作者对选题意义的理解、前人研究成果和原始资料的掌握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笔者不揣浅陋，试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与作者和同行交流。 一、选题意义 选题是撰写论文的第一步，而且是最关键而艰难的一步。选择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并且适合自己学术水平和研究兴趣的题材，是向成功撰写一篇论文迈出的一步。中国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刻印技术与工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保护和研究。在蒙古族文化发展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自产生之日起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 有元一代，蒙古历朝皇帝深受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命以蒙古文翻译并刻印了很多典籍，其中就包括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帝范》、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的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创作的政治哲学类著作《大学衍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等等①。元代刻印的蒙汉合璧《孝经》是现存较早的蒙汉两种文字刻印在一个版面的线装本图书。这些蒙古文图书的刻印、装订技术与工艺，反映了元代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事实。明代，蒙古各部仍与明朝保持着频繁的来往，采用汉字拼写的蒙古文史书《元朝秘史》是明朝官员用来学习蒙古语的教材。历经元明几百年的发展，蒙古文图书出版到清朝达到鼎盛阶段，政府、寺院和刻书坊等三种出版印刷机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出版了众多蒙古文图书，同时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蒙古文出版活动家。雕版印刷仍然是清代蒙古文出版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刻印了多部蒙古文、托忒文、满文、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等两种文字或多种文字对照的词典，还从藏文翻译刻印了大藏经(《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等大型佛教文献。蒙古文刻印技术与工艺历经元明清三代，反映和见证了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该题材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编撰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最多的国家，数量、质量、种类都名列前茅。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②统计，全国各大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共有13 115种、20 000余册，其中木刻本共有1 000余种。这些古籍文献时间跨度上至13世纪下至民国时期，约700年，可分为抄本、印本和碑文拓片等，内容上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天文、地理、医学、军事、文化教育、语言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世界上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较多的国家还有蒙古国、俄罗斯，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几万种蒙古文古籍文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院藏有722种，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藏有293种蒙古文古籍。德国有672件，丹麦有560件，法国有205件，日本有200件，美国有153件，瑞典有126件，芬兰有105件，英国有69件。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量庞大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一方面说明了自元代以来，蒙古文刻书活动非常活跃，出版图书繁多，取得的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为开展蒙古文木刻印刷技术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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