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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印刷历史可以追溯至元代。元代“政府出版机构有：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秘书监、兴文署、翰林院，以及艺文监广成局、太医院、国子监、太史院印历局等。”“据历史文献记载，广成局以蒙古文字刻印梓行的书籍极多。”③白塔寺是元代北京地区蒙古文佛教经书刻印中心，而且该刻印中心的木刻印刷活动一直持续至清代。④明代，北京是蒙古文古籍刻印中心。明朝出版了很多学习蒙古语使用的书籍，还应蒙古阿勒坦汗请求，刻印佛经等蒙古文书籍送往蒙古地区。司礼监所属经厂、四夷馆和会同馆是明代官方编辑出版机构，这里还刻印蒙古文图书。⑤清代，北京蒙古文出版形成了以官方出版机构(武英殿)、寺院木刻印刷所(嵩祝寺、净住寺等)和私人刻书坊(傅达赖)三足鼎立之势。蒙古地区亦有察哈尔察汗乌拉庙、大库伦、伟征公庙、五台山等寺院木刻印刷所。
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蒙古文刻印技术和工艺日臻成熟，主要采用套印技术双色印刷，内容以佛教经典为主，另有天文地理、语言文字、政治法律、文学、医学，等等。 印刷术的发明是文化、技艺、物质材料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须具备四个⑥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有成熟、定型、规范的文字。二是必须有熟练的文字雕刻技艺。三是必须有印刷不可缺少的工具和物质材料，主要是笔、墨和纸张。四是必须有社会的需要。作者根据蒙古国学者策·舒格尔的《蒙古人的印刷术》⑦一书，详细介绍了书写材料——笔、墨、纸张等的加工制作技术和工艺，刻版、印刷、装订工具——印版、灰板、刻刀、刷子和切刀、锉子、锥子、订线、胶水、浆糊等的制作过程和技艺，为木刻、印刷、装订技术与工艺的介绍奠定了基础。又将蒙古文古籍的制作过程与汉文书籍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相同之处，同时说明了蒙古文古籍特有的制作过程。据姚伯岳《中国版本图书学》⑧介绍，刻本的制作工序需经过选材、成型、写样、上版、刊刻、刷印、装订等七道非常细致且复杂的工序。蒙古文图书的刻印、装订工序与之相似，但有一定的区别。一是蒙古文和汉文古籍的书写方式均为从上到下竖排，但是书写顺序不同，蒙古文的书写和阅读顺序是从左到右，而汉文是从右到左。二是线装书的装订形式不同，汉文图书的订口在右侧，蒙古文图书的订口则在左侧。如蒙汉文合璧的线装书籍，则订口在左、在右都有出现。在这里，作者以《三合便览》《三合吏治辑要》为例，说明了订口在左侧的多种文字对照图书的装订形式;以《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钦定西域同文志》为例，说明了订口在右侧的多种文字合璧线装书。另外，蒙汉文书籍的书写工具也有所不同，汉文主要毛笔书写，而蒙古文多用竹笔书写。刻印工具也不尽相同。 朱墨套印技术的应用，是蒙古文古籍刻印技术与工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元代《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朱墨双色套印实物。清顺治、康熙年代，这一工艺达到较高水平，有《金光明最胜王经》《目连救母经》《格斯尔汗传》等多部经书。蒙古文古籍的装订形式较为丰富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梵夹装和线装。受藏文经书装订形式的影响，蒙古文佛教经书的绝大多数是梵夹装，亦有少数梵夹装的世俗图书。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⑨记载，线装书的装订需要21道工序。清代《御制清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合璧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钦定西域同文志》《万年历书》《三合便览》《钦定蒙文汇书》《蒙文晰义》《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等均是蒙古文线装书的代表作。 论文架构设计严谨，思路清晰，主次分明，逻辑性强，读起来比较顺畅。通过该论文基本上可以了解蒙古文古籍刻印历史，同时可以领略到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的发展历史。 三、学术价值 要写好一篇论文，首先要清楚地了解该研究领域学术前沿，即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不能停留或落后于前人早已解决了的学术问题上。对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蒙古文古籍刻印技术与工艺进行全面总结和概述时，全面掌握相关原始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全面掌握了本研究领域前沿成果和原始资料，才能对其能够全面总结和概述。 作者在搜集大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蒙古国学者策·舒格尔所著《蒙古人的印刷术》中有关蒙古文木刻印刷技术的介绍，还有考察北京和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印刷工艺，以及访谈蒙古文木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了解和掌握丰富的原始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客观地再现了蒙古文传统木刻印刷的选材、书写、雕刻、印刷和装订方式等全过程，展示了蒙古文传统木刻印刷技术和工艺的独特之处，呈现了中华古代印刷文化的绚烂多彩。 作者在论文中除了参考和引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蒙古族通史》(上、中、下卷)⑩、《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国策·舒格尔著《蒙古人的印刷术》、宝山著《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⑪和《清代蒙古文出版文化研究》⑫、乌·托亚著《蒙古古代书籍史》⑬和《蒙古文出版史》⑭、匈牙利Д·卡拉著《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⑮等蒙古文木刻印刷技术与工艺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外，还借鉴了姚伯岳著《中国图书版本学》、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和《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⑯、罗树宝著《中国古代印刷史》⑰，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中华印刷通史》⑱、美国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⑲等有关汉文古籍刻印技术与工艺方面的著作。从论文参考的蒙古文古籍书目可以看出，作者掌握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由于掌握了足够的原始资料，论文的引用和举例客观详实，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论文最后提出了蒙古文古籍木刻印刷技术和工艺这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非遗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和方法。当前，作为中华印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文木刻印刷技术和工艺存在传承断代、后继乏力、濒临灭绝的危险，需要抢救和保护。希望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一是要大力加大征集抢救的力度;二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加入世界非遗项目名录、名册，建立博物馆;三是在内蒙古相关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非遗人才培养力度;四是将古老工艺与新技术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提高其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些措施和方法具有建设性意义，可操作性强，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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